特邀嘉宾华西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李双庆教授根据自己在抗疫一线的经历，指出防控信息采集中存在信息凌乱、信息不完整、使用不便的问题。患者隔离期间只能通过人员上门采集的方式，极大影响了防控工作的效率，加大了工作负担。中国人民大学刘品新教授则认为疫情属于特殊时期，个人信息不是过度采集的问题，而是重复采集和管理无效的问题。数据孤岛被打通之后，肯定会引发“隐私泄露”次生灾害，现实中疫情后网络犯罪的增加也表明了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已造成了相应的次生灾害。经过问卷调查，受访者对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表示赞许，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个人信息隐私问题，担心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希望可以通过完善立法保护个人隐私。

西南交通大学唐小虎教授解读了欧美版健康码背后的隐私保护技术，通过技术手段破坏数据关联性，同时采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相结合的接触者追踪技术保障个人隐私数据，分析了两种技术方案的优劣，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路线选取需要综合考虑法律需求和技术成本做出最佳选择。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曾毅介绍了人脸识别应用于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伦理风险，目前公众已经开始能够接受人脸识别等方式进行体温检测管理，比较关切自身的隐私数据的去向和是否安全。参会者在讨论中普遍认为技术不能完全控制和管理各个环节的隐私泄露，更需要借助法律制度对隐私数据进行有效控制，实现精准防控和个人隐私保护兼得。

刘品新教授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后疫情时代的隐私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认为数据应用需要集中实现由规制“获取”到规制“利用”的基本转变。面对疫情后的社会变化，个人信息的隐私边界应当做更加精确的设定，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在疫情中个人隐私数据泄露风险，同时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在隐私保护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达成相应的平衡，构建中国自有的数据使用规则和制度方案。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为疫情期间个人信息采集设定相应的退出机制，如果在后续需要继续对数据进行应用，也应当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要求，保障个人隐私，人们更在意的是在数据使用环节中的管理机制是否有效合法。不过我们也看到随着技术进步，已经可以逐步同时兼顾到数据高效应用和个人隐私保障，数据流动性并不会因个人隐私的保护而降低，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模式需要各个交叉领域的专家共同进行探索，推动精准化疫情防控和个人隐私数据防护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