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在呼唤
钱飒飒
(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计算机学会普及工委委员)
7月2日清晨6点,中科院计算所,中国计算机学会专家教育扶贫团整装集合。此行一共7名学会志愿者参加,分成了2组,就在这夏日的静谧早晨,2辆本田奥德赛向着目的地——山西吕梁出发了。
越过华北平原,翻过冀西山区,又转向晋中平原,眼前的色彩一直在变化,从翠绿到深绿,由绿中泛着黄,到黄中掺着绿。渐渐地,“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留在了后面,前方已没有了通畅的高速公路。汽车喘着气,带领我们越过了纵贯山西的同蒲铁路,进入到晋西北的吕梁地区。原野上是一片淳厚的黄色,田野、山岭、沟壑、窑洞,一色纯净的土黄。
“碗儿脱脱”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抵达吕梁地区的临县。晚餐上,祖籍山西的杜子德秘书长给大家做了个安排,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碗儿脱脱”。荞麦粉加水加盐调配好,用小碗蒸熟,晾凉后浇上佐料即可食用。“碗儿脱脱”吃起来坚韧、醇香,无须专制的模具,无须脱模的油料,更无须山区娇贵的小麦做原材料,既可零食,也能果腹,深得当地人的认可。后来我才理解到子德的推荐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走访的第一户贫困家庭便是靠卖这样的小吃零食而维持着生计。
西头村,在西头小学刘校长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位李姓的村民家里。父亲中风后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三个孩子,五口人,就依靠母亲一个人过活。维持全家人生计的正是这种一元钱一碗的“碗儿脱脱”。几间窑洞围成的院落里,大概挤住着三五户人家。我们看到了这家步履蹒跚的父亲;看到了光着脊梁18岁的小伙子——老大,老大原本在镇上打工,也许是应了农民工返乡的景儿,如今只能在家;看到了16岁的女孩老二,初中毕业了,也呆在家里,当问及老二怎么不工作时,母亲说“她还小呢” ;老三男孩12岁正在西头小学读书,没在家。
一元钱一碗的“碗儿脱脱”,母亲每天晌午前出去,太阳落山了回,包括兼卖冷饮什么的,在这酷夏的“黄金旺季” ,一天大概能卖出二三十元,全家人只有这一条生计。看着母亲讲述着这些,就像她在说着别家的事儿,述者和听者都没有表情,似乎只有风在应和着。
回味着昨晚的“碗儿脱脱”,纯厚的乡土气息还有些许的辛辣,我仿佛突然品出了“碗儿脱脱”的味道。
“坐坐”和“走走”的冬天
吕梁地区是一片被黄土覆盖着的山地高原,借助于随身携带的现代化工具——有GPS功能的手机和能测量海拔的手表,我们随时可以知道所处的高度,大都在海拔1000米以上。临县正是处于吕梁山地向黄河峡谷的延续坡地上,用地质学上的术语讲,是黄土丘陵沟壑区。千百年来的阳光暴晒和风雨切割,加上人类对资源的过度攫取,植被破坏、土壤板结,于是,水土严重流失,地表支离破碎,形成了沟壑纵横的残破地貌。不管是驱车还是徒步,一路向黄土坡上的人家行进中,我们都会感受到扬起的漫漫黄土、暴晒的炎炎烈日,充满了对水的渴望。
这里的民居多为窑洞,并不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依山“刨挖”出的,而是在大自然恩赐的一小块平地上建几间外形为窑洞模样的房子。一路上,我们只在西湾等有些旅游资源的村子里看到了个别的新窑洞,大多数村民则住在旧窑洞里,其中有些是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老房子。我们走访的一户陈姓人家便租住着这样的旧窑洞。
可以用“荒弃的院子”来形容我们的第一感觉。院中的空地不大,有个旧时的小石桌,正面三间窑,估计原本东西两侧也各有一窑,如今东侧散落着一些干柴枯枝,西侧的窑门被锁着,从门缝里望去,纺车、磨盘和许多农具被杂乱地堆放着。这个小院目前住着两户人家,都是外村人,租着这里的窑洞,每月50元房租,真正的窑洞主人早就搬到更好的地方了。陈家两个孩子,母亲有病没有劳动能力,父亲倒是健康,看上去是个壮劳力,平时靠在村镇上打短工挣钱,到了冬季则赋闲在家。
“那冬天没事,做些什么呢?”“打牌?”我们问道;“不可能打牌,没有钱。”陈家父亲答,“坐坐”。
“一直在家里坐坐?”我们追问;“走走”父亲回答到。
这时我们才想起小企业的重要了。在江浙、广东一带,赋闲的农民尤其是妇女,总能接到这样那样的手工活,一分钱二分钱,只要有活,只要不停,家庭就有积蓄,就会宽裕些。坐坐和走走的漫漫冬季啊,我们听到大山低沉的呐喊。
红茹和红飞
一上午马不停蹄地走访学校和家庭,教育扶贫团的成员都累了,是心累。我们看到的贫穷,不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贫,是老天爷的吝啬,是人的麻木和无奈。无声的眼泪一颗颗砸在黄色的土地上。流泪是因为看不到希望。
可以说红茹和红飞家是我们此行中的一道风景,点点滴滴中我们找到些前行的希望甚至是激励。一进家门,女主人正忙着在大炕上做针线活,“把人家的旧衣服改改,给孩子们穿”,她边收拾边请我们坐。我们走访的家庭都住一间窑,做饭的灶、大大的炕、衣箱,一目了然。在红茹和红飞家,墙上并排挂着5样东西:小的长方镜、刘红茹二年级优秀生奖状、刘红茹三年级优秀生奖状、刘红飞三年级进步生奖状、刘红茹四年级优秀生奖状,很是抢眼。较前面几户人家,刘家母亲更爱说且善说。问道家里的男主人时,女主人戛然哭泣。又是生病。家里一共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孩,老大20了,在城里学美容;老二16岁,在镇上打工;红茹是老三,如今13岁,5年级;红飞是最小的男孩,12岁,4年级。他们原本在离这里20来里的其他的村子,因为这里建了寄宿制学校,村里就撤了原有的小学,他们一家也因为孩子念书搬到了这里,窑是租的。我们快要离开刘家时,恰巧红茹和红飞放学回来,大家请姐弟俩唱首歌,孩子们有些腼腆,但还是表示愿意念段课文。红茹翻着语文课本,指着一篇课文小声地问她妈妈念这段好不好,这说明母亲是识字的,是了解她的学习的!当我们告辞时,两个孩子呆在屋里没动,母亲轻轻地扯了扯他们的衣角:“送送”,一直送我们到了屋外很远的黄土坡。
红茹和红飞虽然生长在贫瘠的大山里,但他们是幸运的。为了他们的教育而迁居、租房的母亲,识文断字、了解他们学习的母亲,教他们待人接物的母亲。好母亲会成就好孩子,好孩子就是家庭的希望。帮助孩子,帮助女孩子,我们听到了大山的呼唤。
打开一扇窗
3日晚7点,临县四中,臧根林博士开始了他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演讲——《脚下便是通天路》。 “我就是从浙江很偏远的山村中走出来的,从小我的父亲生病,母亲拉扯着我和妹妹,12岁我初中毕业上高中,录取名额却被村干部子女顶掉了,因此失学一年……”青涩的小男孩、成熟自立的男子,PPT画面在一帧帧翻过:人生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我们会遇到选择,我们要懂得处理;怀抱着理想,向前走、冲出去就是希望之路。偌大的会议室(就是大教室)密密麻麻地挤坐着初中的学生,闷热的天气似乎也在提升着会场的温度,有些老师原本坐在后面的又移到了前面,门外还站着几位听客。因为讲者很好地把握着与孩子们的互动和节奏,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掌声、笑声、感叹声始终此起彼伏。
4日上午,杜子德秘书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怀抱世界的目光给临县教师开启了另一扇窗——《如何才能当一名好教师》:我们不能一下子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学生,我们在培育着未来。“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一所中学,因为空间有限,学生们不能同时上课,只能实行二步制,但这里的老师非常优秀,教出来的学生也非常优秀,他们全部能考上大学,有的还被录取到国外著名大学就读。”论硬件,我们不比人家差,甚至还优于人家,问题出在制度上,出在教师的素质上。看着PPT画面上那群克罗地亚学生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在场的老师们一定会去思索:我们能给学生带去什么?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用何种方法正确地实施教育?子德慢慢地把这些基本的但是重要的问题剥开,他带去的是思考、是启迪、是钥匙。演讲是互动式的,子德还给当地教师准备了富有特色的礼物,它们是窗外的新世界:清华的小木盒、北大的纪念本、德国的签字笔……,演讲台前摆满了一桌子的各色礼物,演讲后已经纷纷赠送到了来听讲座的教师们的手中。
无论是走访家庭还是开展讲座,教育扶贫团都在试图给当地的人们打开一扇窗。也许看到了窗外的世界,出不去,他们可能会有苦恼甚至是痛苦,但这样的世界迟早会来到他们的面前;准备好,改变自己,改变未来,我们听到了大山的呼喊。
教育扶贫活动在中国计算机学会已经坚持开展了9年。“吕梁就是一个梦。我每年都会来,就像是听到她的呼唤。”活动发起人杜子德如是说。
年复一年,一批批充满激情的志愿者在前行——捐款盖校舍,搭建计算机房,培训当地教师使用计算机,资助山区优秀教师到北京观摩学习……
黄河 延吕梁山之西前行。她汹涌澎湃地,携带着亿万吨黄土,自北向南直往下游奔去。抗战之初,杰出的音乐家冼星海路过这段黄河,被眼前的情景震撼,写下了传唱永远的《黄河大合唱》。它的旋律,传神地再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激励着我们沿着祖先的脚印前进。今天,我们走过黄河边的大山,聆听到它的呼唤;那么,伙伴们,让我们来响应大山的召唤,奋勇地行动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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