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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扶贫的困惑
杜子德
（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
中国计算机学会到山西吕梁扶贫已有九个年头了，但我们仍然感到有诸多的困惑。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笑贫不笑娼”，我不知道我们高举“扶贫大旗”在黄河边上扶贫是否会引起当地人的不快。不过据说有的县脱贫了还不愿摘下贫困的帽子，因为可以得到各方面的资助和照顾。可见，被称“贫”和“穷”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们这里扶的“贫”不是专指穷（poor）（因为当地吃饭穿衣没有什么问题），更是指贫乏或缺乏（short of或lack of）的意思。吕梁除经济欠发达外，更多的是表现在当地人思维的局限、观念的陈旧、体制的僵化、教育的落后、素质的低下、进取心的缺乏，等等。经济的落后和其他几种表现密切相关，特别是和教育关系密切：经济的落后导致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素质的低下，而低素质的人难以用新思维和新方式发展经济，这是恶性循环。
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扶贫是在体现社会责任，但它作为一个计算领域的专业组织并没有财政上的优势，也不具有任何行政上的主导性，只是业余时间的行为。这个组织拥有的是许多具有高深专业知识、思维开阔、具有志愿者精神的专家（会员），这些人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愿意力所能及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他们认为，改变人首先要改善教育，而改善教育是要靠教师。没有好教师，就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来，也不能改变当地人口素质生态。本着这样的想法，从2001年起，学会开始了以培训教师为主线同时捐赠部分物资的扶贫项目。学会会员捐款九万多元，盖起了中阳县贺家岭村小学新校舍，捐赠几十台计算机，在当地县城培训教师使用计算机的技能，评选长期在山区工作的优秀教师，给他们颁发奖金，并资助他们到北京观摩学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一些困惑的地方：新盖的校舍不到两年就被弃用，学校撤并，新学校成了村里办红白喜事的地方；计算机教室废弃不用，成了摆设；捐赠的DVD机被乡教育办公室主任拿到自己家里；高考升学率尽管很低，但县政府仍然愿意投几千万乃至上亿元资金新建高中，提高高考升学率也是当地教育的主要目标。目前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更因为上大学而使家庭欠债累累。在上了大学仍然不能改变这些人的命运的情况下，不知能否引起当地领导干部对教育定位的重新思考。
当扶贫团到更欠发达的县开展工作时，当地县主管领导提出的要求是：要钱、要投资、要电化教学设施，要长年能够到这些地方支教并能提高升学率的教师……这些“硬通货”要求和学会所拥有的资源相距甚远，也和学会的教育扶贫定位不对口。总结过去八年的扶贫经验，给当地“硬通货”并不能改变当地的现状。
扶贫团坚持认为，我们“培养”当地教师胜于直接培养学生，因为优秀教师这“铁打的营盘”才会教好学生这些“流水的兵”。当然，除了教师外，一校之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地教育除了教育定位错位外，体制上也存在较大问题。许多不上岗或不适宜当教师的那些“教师”在家闲赋，每月的薪水却足额照拿。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编制的限制，那些新毕业的大中专生却找不到教书的机会，难以就业。一方面是教师素质低下，合格教师缺乏，另一方面是新鲜血液补充不到教育战线。此外，工作在山区的教师和工作在县城的教师待遇没有区别，这使得教师们不愿意在条件更差的山区工作。山区的教师、学生在不断流失，学校难保，而县城中学的一个班的学生多达八十多人！其实，上述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实现，比如给在山区工作的教师更多的补助等。但当地政府官员声称维持这种大锅饭的体制是为了“社会稳定”。从这些现象中折射出的是当地在思维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可我们扶贫图又有多少能力去改变它呢？
围绕这些问题，09年扶贫团连续两个晚上在当地举行会议，深入讨论学会未来教育扶贫的定位和方式，两场高强度的头脑风暴对每一位成员均有启发，但未来的扶贫路怎样走，还需要继续明晰。
坚持了九年的教育扶贫真的走入了困境了么？是继续还是终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通过调查和访谈对当地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问题更加清晰，这不就是对国情的了解吗？就单看这一点，教育扶贫的项目也要坚持下去。退一万步讲，最不济的是，我们没有改变人家，倒是人家改变了我们，他们的行为激励我们更加做好本职工作，更何况，我们能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黑夜过去是白天，困顿过去就是明白。
吕梁教育扶贫将继续。
2009年7月10日
相关链接：2008年CCF吕梁教育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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